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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治理需要政治及政黨改造

趙永茂 - 2019-03-13

地方治理需要政治及政黨改造

趙永茂

趙永茂

台大政治系教授,自進入政治學研究所,歷經碩士、博士班的經歷,畢業後又回到政治系任教多年,並擔任社科院院長之職務,對於政治體制及實際運作,有其相當敏銳的研究。

由於地方政治生態的不良,造成政商關係、樁腳問題、派系問題、黑金問題影響地方政府與議會的決策過程頗為嚴重。使得地方在這些政治生態與封閉性決策過程中,忽略地方各級利害關係人(團體)、以及專家的意見,形成政商、樁腳、派系的利益高於地方的公益性、必要性與正當性,形成地方專家、利害關係人與團體與地方議會及地方政府之間不信任的鴻溝,也使得地方政府推動開放、透明化地方決策過程,或推動地方治理的發展,有實質上的障礙與困難。

依其他先進國家的案例,許多即使非常專業的議題,還是要視其影響的層面,有時候還是需要各相關的利害關係者或在地的民意代表或專家的參與,因為許多政策是涉及到地方長期的發展,以及需要地方人民與團體的表示意見與協助。

臺灣二十幾年來,各種議題的政治、社會運動,以及社會團體及網路的快速發展,民間及社區的確已經慢慢形成一股關懷的動力,包括地方在地的許多工作坊、社區組織、社區大學、在地大學等,都已經發展出一定的基礎與經驗,有時候我們也可以正面來看待未來台灣地方更開放、透明、更多監督力、以及各種公共參與制度的建立,希望這些發展對台灣地方政治生態的轉型與改造,應該還會有新的衝擊。

我們一面看國外的發展經驗與制度,一面也可以在反省與批判中,協助推進各種制度的建制與改善,也促成行政、議會及地方社會的反省及改革。

新北市的節電參與式預算、紐約911雙塔重建方案中公民會議參與討論及評估政府提案的案例,以及彰化海岸溼地保護工作坊的經驗。在這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代議者、行政官僚與人民、社會之間信任的成長,社會、經濟(企業)對政治與公共政策的關心,責任的增加,以及地方公共治理文化及行為的成長。

1991年我在劍橋參加一次劍橋西南工業區開發的公聽會,我們就可以看到不但有很多開發商及建商派人士參與(developmentalist),他們同時也邀請環境、綠色保護團體及人士參與(environmentalist),此外他們也邀請了許多歷史、文化、人類學者與專家參加(traditionalist and historicalist),並經過許多來自行政、議會及學術、在地利害關係人及團體的參與,經過兩年的辯論,才形成平衡環境、在地人文與開發的方案,讓我十分感動。

臺灣地方派系與地方黑金政治的形成,包括縣市級的地方派系或鄉鎮級的地方派系,他們都能經常運用地方從鄰里以上到縣級的侍從與結盟的動員結構(有的縣級派系具有五成動員結構),他們的動員力相當巨大。在他們在二到五個層級的動員結構中,許多鄰、村里、鄉鎮的加盟或連結動員網絡,有一部分是地方的派系侍從人員,或加盟、結盟人員。形成地方政治社會許多具有堅固情感、利益基礎的次級團體與選舉動員力量。

好在就時間發展而言,由於個人恩怨與利害的衝突,經常會發生人亡政息,派系重組、分歧的現象,因此地方派系也會產生富(強)不過三代的現象,很少能夠長期歷久不衰。這可能就是一種天譴效應。

在抑制地方派系發展的過程中,有許多研究顯示改變選舉制度,尤其是從原來SNTV的制度改成單一選區制度,對抑制地方派系與黑金的發展有一些幫助。這些選舉制度的改變是有一些效果,但事實上,縣市長選舉、鄉鎮長選舉、村里長選舉都是單一選區制,但是還是有縣級、鄉鎮級及村里級派系叢生的現象。

地方派系、黑金勢力的轉型與改變,還需要吸取如美國進步主義、新進步主義及英國的改革經驗,特別是在都市化的快速發展(獨立、自由選民大量增加),年輕選民時代並積極迎向網路選舉的時代、政黨政治時代的來臨,進行現代民主政黨政治的改造,多與經濟、社會進行政策對話。

同時各政黨應該致力在各層次的選舉中,提名更多專業、年輕的候選人,並盡量把議會與行政過程打開,多邀請各專業團體的專家、各種利害關係者參與議會與行政的決策、審議過程,減輕或斷除原有派系與黑金勢力對公共資源的掠奪,等新的菁英、政治代議者及社會代議者進場之後,原先的封閉型、瓜分型、掠奪型議會或行政將會逐漸轉型與改變,只要無利可圖,這些家戶在公共機器上面的掠奪力量,自然就會慢慢掉落與轉型。

這幾年台灣的政治與政黨發展,比較像韓國式的發展,一部分新人會挑戰舊的政黨,並挑起社會各階層的討論與反省,直接撞擊舊政黨的改革與未來發展。在這些發展形勢之下,政黨如願意及具有如此反省力的變革,同時也可以期待未來兩黨或多黨在新政治、新社會變革需求的壓力之下,不斷在社會與政黨中出現許多撞擊型與反省型的新領導人,那麼這個制度是可以提出來討論。

希望經由政黨的反省與社會信任的重建,讓台灣能夠長出像美國在19世紀初期的進步主義,與英國在18世紀末及19世紀初所發展出的新政黨與政治、社會運動,淘汰舊的英國地方貴族與商人(工業革命後興起的階層)控制地方的政治與生態,多提名及培養年輕、專業的政治人才,並開放立法與行政過程,邀請專業及利害關係者參與、協助,台灣的地方政治與政黨政治才有更多改造及變革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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