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堡港城的永續發展與社會治理
2015年聯合國提出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希望2030年能夠達成17項目標，包括終結貧窮、性別平權與消除飢餓等，由於氣候變遷影響，永續城鄉及氣候行動等成為許多國家關注的項目（UNDP, 2022a）。Hiromi…
誰作球我打：議員質詢的資訊從何而來？
議員質詢，是民主制度中重要的監督工具，也是民眾日常會重視與關心的行為之一。每逢施政總質詢時，議員質詢的行為總會受到媒體關注。例如，某直轄市議員在質詢時，常會贈送市長禮物，以諷刺他的施政與個人行為；曾有某縣議員在質詢時，拿出毒品當作道具，因觸犯法律而被裁罰，引起全國注意；另外，有些議員在質詢時使用尖銳的言語，使政府官員無言以對。議員的這些質詢行為，經過媒體報導後，往往成為茶餘飯後的熱話。那麼，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議員質詢的內容，資訊是從哪裡來？作者繼上次介紹質詢的不同形式，包括口頭與書面質詢的目的、功能與差異外（見議員質詢：表演還是實事求是？），本文試圖從學術觀點，探討議員質詢的內容，並以資訊政治學的觀點，剖析議員質詢的內容會受到什麼因素影響？ 資訊政治學的觀點 在台灣，不同縣市的口頭質詢時間各有差異。例如，台北市每位議員的發言時間為40分鐘，苗栗縣則是45分鐘。在有限的時間裡，議員不可能無止盡地提出問題。議員問些什麼問題，取決於其所關注的議題，以及資訊的掌握程度。以資訊政治學（politics…
議員質詢：表演還是實事求是？
臺北市議會在3月下旬陸續開始市政總質詢，王世堅議員在質詢時贈送柯文哲市長一件「我就爛」T恤，以表達對市長的不滿。經過媒體報導後成為了茶餘飯後話題。每當新聞報導後，總有人批評說，議員是在表演，嘩眾取寵。因此，本文試圖從學術觀點簡單探討，議員質詢究竟是表演還是實事求是？且有何功能？…
法國媒體眼中的臺灣防疫作為
2019年末新冠肺炎爆發造成全球諸多影響與困擾，大部分國家面臨疫情擴散與經濟消退等問題，臺灣的防疫措施得宜，有效阻止疫情擴散，發揮強大的工業與社會能量，將防疫所需用品輸往海外，展現“Taiwan…
跨區的地方治理願景
當代治理型態逐漸轉為服務取向的後官僚組織模式，強調彈性的原則制度以及組織分工，使得多層次治理以及跨域合作的動員方式受到高度關注且蓬勃發展。其中，大型開發計畫具備整合統一目標、建立作業項目的特徵，利於跨越各區域相互箝制的制度性障礙，在兌現項目願景的前提下，達到跨域治理的實踐意涵。本文章將從…
地方領導的未來
政治制度要長期成功運轉其一特點是在面對不斷變化的環境中保有體制創新及按組織需要進行改革，以及能面對新的問題及需求時做出有效的治理，地方領導是達成上述目標的重要人物，這尤其在疫情嚴峻的今日更能體悟此重要性。因此，本文以Bentzen,…
地方議員對會議的想像
在議事廳打架、出位的言行、唱歌演戲、咄咄逼人又或是專業問政⋯⋯，這些可能都是大家對於議員開議的印象。隨著民主化進程，政治代議取代過去威權體制的一言堂，人民透過民主選舉制度選出代議士並為其發聲及履行公共事務。當中不論是國會議員或地方議員，他們為了履行人民委託並獲得下一次選舉的勝利，其必須進行選區服務及透過不同的立法行為為民服務，當中包括在審查法案、質詢、提案及投票等，因此會議成了議員重要的任務。因此，本文借助Freeman（2020）的研究向讀者們簡單介紹會議的類型有哪些，以及會議是如何運行的？ 議員角色 研究議員的行為與角色，最根本的假設在於議員以連任為最主要目的（Mayhew,…
英國如何提升地方民主
政治與社會若要發展和進步，強健的參政機制是不可或缺的，而良善的民主不只需要人民廣泛地進行政治參與，同時也仰賴多元的政治甄補（Political…
地方結社的功能與衝突
Tocqueville曾以研究監獄制度之名來訪美國，並認為美國的民主之所以強大，是仰賴於地方社會的結社，透過結社才能夠集結市民零碎的力量（Tocqueville,…
地方治理的「中間人」
在閱過不同國家或地區有關地方治理的例子之後，筆者認為大多的例子表明有效治理並不能只靠正式的政府部門來進行，而是應該利用當地政府和地方企業精英之間的「非正式夥伴關係」，這種關係形塑了都市的整體。換句話說，現在我們對地方治理的概念是指正式政府部門體系和地方團體或組織（例如專業性、企業、社會服務、社區聯繫等）的合作，構成對一個地區的治理。 地方治理的概念提到一些正式的主權組織難以為了其想達到的目的或政策，提供到具有效能的合作行動，故而一些非正式組織就會相應出現。 這好比十九世紀末處於殖民時期的澳門，因為當時的殖民政府在一些政策或地方管治上存在不足，或者未能及時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例如街頭暴力、人口販賣、貧窮問題、社區問題等），在當時民間的鄉紳或華人代表紛紛成立不同的機構和組織去協助處理問題，殖民政府亦借此作為與華人溝通的橋樑和「中間人」，從那時開始，官民合作的雛型漸漸出現。 自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民間和政府合作的關係開始出現變化，民間組織和社團逐漸增多，組織的代表性人物大多成為各類政府諮詢組織或其他法定機構的委員或公職人員，實質上成為了政府的「代言人」；還有一些在地區上有影響力的組織被政府所吸納，以大量的財政資源給予來使他們成為政府在施政上的「助跑員」，使得以往的橋樑和「中間人」的模式逐漸變質──政府表面上是廣納社會大眾意見，向一些有代表性的團體聽取意見，但能否真正把澳門居民的「所思所想」向政府表達？似乎基於凌駕上「利益」之上的原因，使這種的合作伙伴模式仍未達至「治理」的水平。 都市更新是很多國家和城市所面對議題，由於社會不斷發展，國家或城市內的一些區域逐漸老舊，從以往可能是商住並重的區域漸漸變成以住宅為主，又或者不同區域內的街道、建築物逐漸老舊，樓宇安全等問題浮現，需要進行城市的改造或更新。 這正需要運用「治理」概念當中的建立伙伴關係來進行，由於單靠政府的力量是難以推動城市的更新和改造，單單區內的居住人口遷移和商戶撤走問題都需要長時間和多方面的協商，而此時一些深耕已久的地區組織代表就可以和政府合作，擔任「中間人」去處理上述的問題。此時這些組織就成為了重要的媒介，把區內居民的需要向政府表達，然而基於上述所提到的原因，區內居民和商戶對這些組織代表是否存在信任、是否認為他們能夠幫助到社區的發展，則視乎這些代表性的團體他們所秉持著的目的是什麼，只有做到彼此的信任，才能鞏固彼此的合作關係，再推到政府和代表性組織的合作關係，這樣的伙伴關係才能做到真正的治理意涵。 首圖來源：Ado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