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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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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實]從醫療觀點看新冠肺炎治理

[活動紀實]從醫療觀點看新冠肺炎治理

亭仔腳於2021年10月2日(六)下午成功舉辦線上講座「從新冠肺炎看防疫與災害治理:社會人文與自然科學的對話」。在前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院長江東亮教授,以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趙永茂教授共同主持下,幾位分別具有醫學和人文社科背景的學者展開了對話。 臺大醫院品質管理中心主任陳世英醫師,以人類社會從1980年代起經歷三個著名的新興新感染症開場:後天免疫不全症候群(AIDS)在1981年被科學家觀察到,歷經三年,到1984年才確認病原為: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第二,2003年的嚴重急性呼吸症候群(SARS),科學家只花了35天就確認病原。而這波COVID-19,科學家自2019年底到一月10日,便迅速地在11天內完成新物種鑑定及全基因定序並公布給全世界。 陳醫師指出,新興感染症的出現是必然,而非偶然的。21世紀至今不到二十年,就已經出現了七種已知的新興感染症。然而,過往新興感染症的出現,並沒有真正帶給人類戒慎恐懼的心態,特別是渡過2003年的SARS及2009年的H1N1全球性流感之後,人類反而形成一種錯誤的安全感,以為遇到新興感染症只要短時間內口罩戴一戴手洗一洗就行了。為此,陳醫師認為,我們沒有從先前的經驗中得到很好的學習,必須更加戒慎小心。 回顧2020年以來的邊境防禦,臺灣雖然在2020年一月率先做出與中國斷航的決策,卻直到一至兩個月後,才逐漸調整西方或其他國家的旅遊警示燈號或斷航。陳醫師認為,這當中或多或少摻雜了經濟、政治或其他因素的考量,不一定是純然的以流行病學的風險高低所下的決策。他因此建議,認為邊境檢疫決策應該有更科學化的依據,並減少非公衛考量的成分。 接下來,陳醫師討論現代醫院面對傳染病疫情的侷限。首先,既有醫院「即時性」的經營理念,缺乏突發大量傷患的預備處理能量(capacity)。第二,健保制度下住院病床的縮減與急診的壅塞,特別是在醫學中心中。第三,醫療人力,特別是醫護人力的短缺。第四,則是現在化醫院所採取的密閉空調式的建築設計,造成遇到高度傳播力的呼吸道疾病時需要更多的「負壓隔離病房」。陳醫師提到,COVID-19帶來的衝擊不只有染疫的病人,因為醫療資源的排擠效應,也對其他非疫病的重症病人帶來影響,像是急性心肌梗塞、急性中風,嚴重創傷等的病人,造成在這段時期的照護品質多少有下降,進而影響病人的存活預後,這是疫情連帶而來的額外負面影響。因此,我們必須動態做出調整,才能面對持續而來的風險。 關於疫苗的話題,陳醫師表示,新藥開發需要相當高額的研發成本和時間投入。各國依據其具備不同的資源稟賦、技術條件、時間因素、以及創新科技發展的考量,做出對該國最有利的佈署。我們無法去說哪一個國家的疫苗研發與採購策略比較好,哪一國比較不好,只能說,大家應根據各自情況發展各自的疫苗政策。 針對臺灣民眾對於「清零」的嚮往,陳主任表示,一味抱持這個思維是不對的,那不僅不必要,也會付出額外的社會與經濟成本,以及像是人心隔閡的負面效果。只要醫療量能負荷力足以提供重症病人的診治,大家就不需要迷信清零。此外,疫苗施打的目的也不是清零,而是當疫苗覆蓋率達到一定程度時,可有效降低重症的發生機率。即便民眾真的染疫了,也不會造成醫療量能的負擔,甚至造成醫療資源的匱乏或崩潰。 最後,陳醫師給出三個結論。第一,過往新興感染症的出現,並沒有真正帶給民眾戒慎恐懼的心態,無論是沒有經歷過SARS的全球各地,或者即便經歷過SARS的國家也都是。根據陳醫師觀察,民眾的表現可說比中央政府好,而中央政府又比地方政府好。這也呼應了林宗弘研究員提到「社會資本」的概念。 第二,臺灣舉國上下,無論中央或地方,都普遍缺乏持續風險評估與預應式管理的能力。 第三,邊境檢疫決策應該有更科學化的依據,以及更少「非公衛」因素的考量。且這方面的決策權在中央而非地方。 第四,國家資源對於醫療防疫科劑的投注,應有更全面的衡量與精算。 延伸陳醫師提到疫苗的話題,主持人江東亮教授也補充:臺灣從1980年代起在發展B型肝炎疫苗,以及1990年代起的國家生物科技發展計畫,都遇過艱辛的困境和問題。陳醫師所提「科學可否妥協,到什麼程度?」的問題,防疫和疫苗過程中的科學、政治、商業因素該如何一併考慮,這些都是大家可以思考的。 首圖來源:…

亭仔腳團隊 2021-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