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衛生

[活動紀實]從醫療觀點看新冠肺炎治理

亭仔腳於2021年10月2日（六）下午成功舉辦線上講座「從新冠肺炎看防疫與災害治理：社會人文與自然科學的對話」。在前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院長江東亮教授，以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趙永茂教授共同主持下，幾位分別具有醫學和人文社科背景的學者展開了對話。 臺大醫院品質管理中心主任陳世英醫師，以人類社會從1980年代起經歷三個著名的新興新感染症開場：後天免疫不全症候群（AIDS）在1981年被科學家觀察到，歷經三年，到1984年才確認病原為：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第二，2003年的嚴重急性呼吸症候群（SARS），科學家只花了35天就確認病原。而這波COVID-19，科學家自2019年底到一月10日，便迅速地在11天內完成新物種鑑定及全基因定序並公布給全世界。 陳醫師指出，新興感染症的出現是必然，而非偶然的。21世紀至今不到二十年，就已經出現了七種已知的新興感染症。然而，過往新興感染症的出現，並沒有真正帶給人類戒慎恐懼的心態，特別是渡過2003年的SARS及2009年的H1N1全球性流感之後，人類反而形成一種錯誤的安全感，以為遇到新興感染症只要短時間內口罩戴一戴手洗一洗就行了。為此，陳醫師認為，我們沒有從先前的經驗中得到很好的學習，必須更加戒慎小心。 回顧2020年以來的邊境防禦，臺灣雖然在2020年一月率先做出與中國斷航的決策，卻直到一至兩個月後，才逐漸調整西方或其他國家的旅遊警示燈號或斷航。陳醫師認為，這當中或多或少摻雜了經濟、政治或其他因素的考量，不一定是純然的以流行病學的風險高低所下的決策。他因此建議，認為邊境檢疫決策應該有更科學化的依據，並減少非公衛考量的成分。 接下來，陳醫師討論現代醫院面對傳染病疫情的侷限。首先，既有醫院「即時性」的經營理念，缺乏突發大量傷患的預備處理能量（capacity）。第二，健保制度下住院病床的縮減與急診的壅塞，特別是在醫學中心中。第三，醫療人力，特別是醫護人力的短缺。第四，則是現在化醫院所採取的密閉空調式的建築設計，造成遇到高度傳播力的呼吸道疾病時需要更多的「負壓隔離病房」。陳醫師提到，COVID-19帶來的衝擊不只有染疫的病人，因為醫療資源的排擠效應，也對其他非疫病的重症病人帶來影響，像是急性心肌梗塞、急性中風，嚴重創傷等的病人，造成在這段時期的照護品質多少有下降，進而影響病人的存活預後，這是疫情連帶而來的額外負面影響。因此，我們必須動態做出調整，才能面對持續而來的風險。 關於疫苗的話題，陳醫師表示，新藥開發需要相當高額的研發成本和時間投入。各國依據其具備不同的資源稟賦、技術條件、時間因素、以及創新科技發展的考量，做出對該國最有利的佈署。我們無法去說哪一個國家的疫苗研發與採購策略比較好，哪一國比較不好，只能說，大家應根據各自情況發展各自的疫苗政策。 針對臺灣民眾對於「清零」的嚮往，陳主任表示，一味抱持這個思維是不對的，那不僅不必要，也會付出額外的社會與經濟成本，以及像是人心隔閡的負面效果。只要醫療量能負荷力足以提供重症病人的診治，大家就不需要迷信清零。此外，疫苗施打的目的也不是清零，而是當疫苗覆蓋率達到一定程度時，可有效降低重症的發生機率。即便民眾真的染疫了，也不會造成醫療量能的負擔，甚至造成醫療資源的匱乏或崩潰。 最後，陳醫師給出四個結論。第一，過往新興感染症的出現，並沒有真正帶給民眾戒慎恐懼的心態，無論是沒有經歷過SARS的全球各地，或者即便經歷過SARS的國家也都是。根據陳醫師觀察，民眾的表現可說比中央政府好，而中央政府又比地方政府好。這也呼應了林宗弘研究員提到「社會資本」的概念。 第二，臺灣舉國上下，無論中央或地方，都普遍缺乏持續風險評估與預應式管理的能力。 第三，邊境檢疫決策應該有更科學化的依據，以及更少「非公衛」因素的考量。且這方面的決策權在中央而非地方。 第四，國家資源對於醫療防疫科劑的投注，應有更全面的衡量與精算。 延伸陳醫師提到疫苗的話題，主持人江東亮教授也補充：臺灣從1980年代起在發展B型肝炎疫苗，以及1990年代起的國家生物科技發展計畫，都遇過艱辛的困境和問題。陳醫師所提「科學可否妥協，到什麼程度？」的問題，防疫和疫苗過程中的科學、政治、商業因素該如何一併考慮，這些都是大家可以思考的。 主辦單位：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地方治理團隊（王宏文教授）、台灣地方治理研究學會、中華政府與公共事務學會補助單位：臺灣民主基金會 首圖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