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cqueville曾以研究監獄制度之名來訪美國，並認為美國的民主之所以強大，是仰賴於地方社會的結社，透過結社才能夠集結市民零碎的力量（Tocqueville, 1947）。而在往後一個世紀，美國前眾議院議長Tip O’Neill（1994），在1994年曾把自己的從政經驗，以All Politics is Local and Other Rules of the Game一書出版，其標題即為「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All politics is local）」。至此，地方政治在民主政治中，至今仍扮演重要角色。而地方結社與政府治理在2000年後，Denhardt夫婦提出「新公共服務」概念後，公私部門夥伴關係及網絡治理概念，皆出現在現今治理技術當中（林鍾沂，2018）。然而地方結社的功能主要目的為何？又面對什麼限制？

本文先從社會資本的概念，說明地方結社的功能，再從臺灣地方政治實證研究，說明地方結社現今在臺灣所面臨的問題，最後再提出本文的建議。

地方結社與社會資本

地方結社在民主理論扮演著提升地方「社會資本存量」的功用。社會資本這概念來自於社會學家Bourdieu（1984）對於社會階級，所帶來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進行評價，其認為社會資本是資本的形式皆是從經濟資本轉化而成。然而社會資本被政治學引用後，Putman （1993）引用Tocqueville對地方結社的見解，並對義大利北部市民結社文化進行觀察，認為社會資本是「志願性組織規範、信任與網絡特徵」，當地社會資本存量越高，地方的信任與民主則越強大。Putman（1993）亦認為，政治平等、政治參與、以及地方結社網絡三要件，是形成社會資本的主要因素。在所有地方居民處於政治平等的環境下，地方居民透過參與政治，或參與地方社團，在個人層面培力居民自身的政治參與能力，同時在某些積極參與地方社團的居民上，各個志願性社團會彼此交流，進而形成綿密的志願性社團網絡，進而成為以志願性社團為節點，彼此相互合作的社會資本網絡。

20世紀各學者對社會資本認識表

學者	什麼是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如何獲得與維持
Bourdieu	社會網絡中集體資源	統治階級利用經濟或文化資本進行轉換，透過資本來連結、認識彼此，並進步產生認同，藉此區分不同階級。
Coleman	社會結構以及結構中行動者功能	關係結構中義務、期待與社會規範。
Nan Lin	鑲嵌在網絡中的資源	社會關係投資，並且期望在市場中獲得回報。
Putnam	志願性組織規範、信任與網絡特徵	活躍志願型團體網絡帶來互惠，進而增加地區社會資本，促進民主發展。
Fukuyama	實體化的非正式規範，社會資本確保個人間進行合作	信任、網絡、市民社會以及社會資本是不可分離的四個要素，豐富的社會資本存量來自於密集的市民社會。

資料來源（高紹誠，2018）

治理網絡的權力衝突

然而市民結社必然導致民主嗎？Foucault認為權力關係無所不在，知識本身被後也有權力關係（Flyvbjerg and Richardson, 2002）。過去臺灣個案研究中，何明修（2007）發現，在臺灣地方政治參與被里長或地方頭人所壟斷，外部團體難以進入社區中建立網絡。即使社區地理空間中，仍存在多元的社區組織，彼此會因理念或是權力衝突，無法連結成合作網絡。甚至過去地方派系的樁腳和俗民網絡，在解嚴後產生山頭化現象，各傳統社區組織把持既有資源，不與其他社區組織互動，使得臺灣地方性組織，與外部團體難以產生信任。雖然市民結社仍是民主社會基礎一環，然而結社民主更需要有「動起來」的因素。

而在臺灣地方制度中，如社區營造中亦有社區規劃師等，第三方專業組織，協助市民團體的連結，如臺北市社區規劃師等設計。但在實務上，劉立偉（2008：331）卻認為「臺灣社區規劃師並未將專業知識去神秘化，反而成為另一種技術支配工具」。而在本文作者過去在臺中市社區營造觀察，地方居民遇到具有建築或藝術背景的社區規劃師或協力單位時，經常發生規劃者與社區居民的衝擊。此時地方居民為獲得政府的補助款，皆會與專業者妥協。但在社區規劃案結束後，當地方居民獲得經費或成果後，因專業者無法在滿足自身利益所需，再加上規劃時不愉快經驗，進而在結案後與專業者發生衝突。此正與前段Foucault觀點，即「權力無所不在」相符合。社區以外的團體難以進入社區，而政府制度下的第三方團體，亦容易與社區居民發生衝突，此時如何與地方居民合作，進而形成地方治理網絡？本文在結論提出以下建議。

結論：「轉譯者」作為治理網絡的折衷

若Tocqueville地方結社使美國民主政治茁壯，而Putman認為市民結社使地方社會資本活絡，則在臺灣經驗上，陳其南（1995）認為社區營造扮演重建臺灣「民主社會」的角色，透過由下而上參與機制，讓居民主動關心社區公共事務，並建立社區意識。因此從臺灣社區營造經驗上，本文認為可找到解決地方治理上，市民團體衝突的解決方法。

楊弘任（2007）在林邊鄉研究中，新舊組織透過「實作」，將不同的習性的社團，透過「文化轉譯」的行動，亦即 「相互以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楊弘任，2011：25），讓彼此理解，進而使不同理念和生活經驗的團體，能更加理解彼此的看法。故在這社區團體的「民主工程」當中，本文有以下兩點建議：

一、避免單方面技術指導

若將「轉譯」最為地方治理的手段，則專業人員應和在地區居民互動，相互理解對方理念知識。而非專業者一昧灌輸專業知識，甚至以美感等主觀因素，影響地方居民決策。「轉譯」這任務如同Lefebvre（1996）所認為是項「政治工程」，而非被技術專業所佔領。因此專業者需理解地方政治脈絡，再將自己的專業知識，轉化為地方居民可得理解、可得接受的用語，進而轉改造地方政治，從舊有的封閉型政治文化，轉化為開放且民主的政治文化。

二、尋找「轉譯者」

對於轉譯者的研究，Putnam（2000）提及社區必須要有「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和「黏著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前者為理解不同團體間理念和習性，用對方能理解的方式傳達；後者為在不同團體網絡中具有信任度，可在團體間相互協商。此概念在臺灣研究中，楊弘任（2017）認為轉譯者必須連結在地網絡，且知悉在地社群共同經驗，並有能力將兩者間相互轉譯。但上述兩者並未提及最重要「權力關係」概念，而黃子倫（2019）則在建國市場研究上則更進一步將權力關係深化至「在地網絡連結」，轉譯者除具備轉譯不同理念的能力外，本身必須擁有不同網絡內社會地位，此時轉譯者不但能轉譯雙方理念，又能得到網絡成員的信任，了解當地網絡的權力關係，並適當地進行策略評估。

綜上，本文認為專業者本身應具備不同網絡間橋樑節點，如何尋找網絡中具有橋接和黏著特色的節點？本文認為區公所為地方社會福利和民政資源的核心，地方政府應以區公所為協力對象，協助尋找潛藏於社區鄰里當中的規劃師。而從其他地方引進外來專業者，最後無法掌握地方政治脈絡，導致社區關係逐漸惡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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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ebvre, Henri. 1996. Writings on cities. Cambridge, Mass : Black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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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弘任（2007）《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地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臺北：左岸文化。
楊弘任（2011）〈何謂在地性？從地方知識與在地範疇出發〉，《思與言》49(4)：5-29。
楊弘任（2017）〈「養水種電」的行動者網絡分析：地方政府、光電廠商與在地農漁民〉，《臺灣人類學刊》15(2)：45-96。
劉立偉（2008）〈社區營造的反思–城鄉差異的考量、都市發展的觀點〉，《都市與計劃》35(4)：313-338。
林鍾沂（2018）《行政學：理論的解讀(增訂二版)》，臺北：三民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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