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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實]從國家與社會的角度,比較兩岸的疫情治理

亭仔腳團隊 - 2021-10-16

[活動紀實]從國家與社會的角度,比較兩岸的疫情治理

亭仔腳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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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一群關心臺灣地方公共事務的學術研究者、實務工作者,成立「亭仔腳ㄟ地方治理」網站,以表達對地方事務的關心、觀察、批判、討論與建言,並作為教學個案的交流平台。

亭仔腳於2021年10月2日(六)下午成功舉辦線上講座「從新冠肺炎看防疫與災害治理:社會人文與自然科學的對話」。在前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院長江東亮教授,以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趙永茂教授共同主持下,幾位分別具有醫學和人文社科背景的學者展開了對話。

從新冠肺炎看防疫與災害治理:治理與政策角度的觀察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左宜恩從災害治理與政策的角度指出,臺灣在2020年很常提到「超前佈署」。2021年五月起疫情爆發後,似乎不太能討論這個概念。但自2021年九月、十月起,當疫情趨緩,大家可以持續思考疫情治理的下一步是什麼,需要哪些準備,並提早著手。

關於先前引言和與談提到的「韌性」(resilience),左老師將它比喻成醫學上的免疫力,認為我們可將韌性看成人類或社會對災難的免疫力。如果在遭受一個災害以後,可以鍛鍊出免疫力,則我們無形中會更強健,也可減少未來遇到相類似災害時的傷害程度。從這次疫情來看,全世界和臺灣都還在慢慢鍛鍊中,強化免疫系統。在這當中我們見到的社區互助現象,人民積極地配合措施,都是有效控管的原因。

其次,屏東枋山那戶從祕魯回來的染疫家庭被標籤化的後遺症,則需要彌補回來。我們無法苛責民眾做出標籤化的行為,畢竟社會因疫情受到嚴重的創傷,需要找到舒緩出口。2003年SARS的創傷,造就了2020年的COVID-19有辦法做到超前佈署,且民眾自動自發的程度,比政府呼籲的還多,這就是社會從過往的創傷記憶中學習和強壯。只是,創傷留下來的傷疤能否癒合,也需要時間來努力。

從治理的角度,左老師也點出一些因疫情打開的政策窗。例如,過往以視訊進行的遠距醫療與長照受到諸多限制。那麼,這次疫情恰好提醒了我們,醫療體系必須針對不同情境設計因應方式。

最後,左老師從法律觀點反思一些相互矛盾的目標。COVID-19疫情讓民眾習慣了「不自由」,包括了邊境檢疫、實名制等等,高雄市與新北市也曾出現對住戶進行強制隔離的處置,其實這些都是對人身自由權的剝奪,在以清零為目標的前提下,民眾彷彿都願意犧牲自由。但實際情況是,全世界都不可能做到清零的境界。因而,「防疫和清零」與「開放邊境管制,與世界往來」,成為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標。從「人」的角度出發,老百姓會從創傷的記憶中學習。這些記憶,既包含對於疾病的感受,也包括政府政策的反應。當過往民眾具有的「清零」期待可能無法達成,且疫情平穩後的「新常態」生活到來,許多原先帶有衝突的原則該如何共處,即為我們接下來須面對的課題。

從國家與社會的角度,比較兩岸的疫情治理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陶逸駿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社會。他指出,臺灣政治人物和民眾在討論及批判台灣防疫和治理時,很常以中國作為參照對象,覺得中國防疫做得很好,而臺灣應借鏡中國。他特別提醒,由於政治體制脈絡不一樣,必須注意兩岸防疫政策邏輯和思維的不同。中國的防疫成效背後,有其體制秩序作為基礎,也得付出相應代價,未必適用在臺灣。

首先,中國從最初的掩蓋、疏失,到以各種阻斷式、強制性措施收效。這種應急、抗災風格,跟中國政府過往治理邏輯一脈相承。無論中央或地方,都可觀察到類似的應急治理。中國各地疫情此起彼落,只要約兩週就能解決,與潛伏期一致,正因為中國可做到即便只有幾個確診案例就近乎封城。除了重點區域隔離,對於個人資訊的掌握和追蹤也很有效。由於體制性質使然,中國本來就擅長壟斷、干預社會資本流動,許多隔離、追蹤、疫苗施打等措施是建立在這套體制下。因此,臺灣如果要參照中國做法,必須有所意識,哪些方案可以參考,哪些不行,其背後的邏輯到底為何。

以臺灣很常討論的「方艙醫院」為例,陶老師表示,這是中國慣有的「戰時思維」產物。這種思維下,最高權力意志可隨意將特定議題提升到生死存亡高度,並且使個人完全服膺於大共同體的需要。這個生死與共的大共同體,雖然能有效執行防災政策,卻也完全凌駕個體的欲望和需求。

此外,當臺灣社會可見對各種疫苗品牌的討論與根據意願登記接種,媒體也持續公開討論疫苗接種之不良反應甚至死亡案例時,中國早已同樣以戰時思維佈署疫苗政策。官方早早宣揚中國疫苗的研發成果,在公共討論與媒體的資訊傳播中,也罕見打完疫苗後的不良反應或死亡案例資訊,政府體制可輕易予以壓制。而臺灣則是在因果關係釐情前,就已引起眾聲喧嘩。

再來,陶老師表示,臺灣防疫的績效合法性存在緊張。各種質疑不絕。延續顏醫師和左老師提及「防疫措施剝奪人身自由權」的討論,陶老師指出,臺灣從未實行真正的封城,若真的執行,民眾也一定怨聲載道。取而代之的是更系統性的協商和分流管制。西方各國即便做到 lock down,卻不易做到早上一發現確診案例,下午就封城,很多民主國家都發生民眾上街抗議防疫限制人身自由。換言之,相較於威權體制的治理邏輯,民主體制更多透過系統性協商,依靠政策說服和民眾自願配合,以及社會資本力量。

陶老師還提到,臺灣的防疫存在許多自我修正政策、與滾動式調整改進的空間。在政策修正過程中,社會上的專業與不同角色的參與,往往能發揮不亞於政府的力量,有時甚至比政府還高明。這些情況,即是在一個大有為政府思維下不易出現的。

最後,經由這次疫情,我們可發現和專業領域和公眾討論之間的張力,無論何種立場,皆存在專業意見與眾說紛紜,以及依此產生的對立。無論何種話題或立場,似乎都有專業學者發言,也有許多公眾依從,各自堅持信仰,結果卻喪失了溝通的可能,使得討論品質下降。隨著疫情趨緩,這種專業與公共之間的緊張和對立似乎有所改善。但未來若遇到其他突發事件或具爭議的問題時,臺灣能否維持理性的公共領域對話空間,將影響公眾輿論和政策品質。

首圖來源:
COVID-19 mask and red heart 1946335 Stock Photo at Vectee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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