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仔腳於2021年10月2日（六）下午成功舉辦線上講座「從新冠肺炎看防疫與災害治理：社會人文與自然科學的對話」。在前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院長江東亮教授，以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趙永茂教授共同主持下，幾位分別具有醫學和人文社科背景的學者展開了對話。

從新冠肺炎看防疫與災害治理：治理與政策角度的觀察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左宜恩從災害治理與政策的角度指出，臺灣在2020年很常提到「超前佈署」。2021年五月起疫情爆發後，似乎不太能討論這個概念。但自2021年九月、十月起，當疫情趨緩，大家可以持續思考疫情治理的下一步是什麼，需要哪些準備，並提早著手。

關於先前引言和與談提到的「韌性」（resilience），左老師將它比喻成醫學上的免疫力，認為我們可將韌性看成人類或社會對災難的免疫力。如果在遭受一個災害以後，可以鍛鍊出免疫力，則我們無形中會更強健，也可減少未來遇到相類似災害時的傷害程度。從這次疫情來看，全世界和臺灣都還在慢慢鍛鍊中，強化免疫系統。在這當中我們見到的社區互助現象，人民積極地配合措施，都是有效控管的原因。

其次，屏東枋山那戶從祕魯回來的染疫家庭被標籤化的後遺症，則需要彌補回來。我們無法苛責民眾做出標籤化的行為，畢竟社會因疫情受到嚴重的創傷，需要找到舒緩出口。2003年SARS的創傷，造就了2020年的COVID-19有辦法做到超前佈署，且民眾自動自發的程度，比政府呼籲的還多，這就是社會從過往的創傷記憶中學習和強壯。只是，創傷留下來的傷疤能否癒合，也需要時間來努力。

從治理的角度，左老師也點出一些因疫情打開的政策窗。例如，過往以視訊進行的遠距醫療與長照受到諸多限制。那麼，這次疫情恰好提醒了我們，醫療體系必須針對不同情境設計因應方式。

最後，左老師從法律觀點反思一些相互矛盾的目標。COVID-19疫情讓民眾習慣了「不自由」，包括了邊境檢疫、實名制等等，高雄市與新北市也曾出現對住戶進行強制隔離的處置，其實這些都是對人身自由權的剝奪，在以清零為目標的前提下，民眾彷彿都願意犧牲自由。但實際情況是，全世界都不可能做到清零的境界。因而，「防疫和清零」與「開放邊境管制，與世界往來」，成為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標。從「人」的角度出發，老百姓會從創傷的記憶中學習。這些記憶，既包含對於疾病的感受，也包括政府政策的反應。當過往民眾具有的「清零」期待可能無法達成，且疫情平穩後的「新常態」生活到來，許多原先帶有衝突的原則該如何共處，即為我們接下來須面對的課題。

從國家與社會的角度，比較兩岸的疫情治理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陶逸駿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社會。他指出，臺灣政治人物和民眾在討論及批判台灣防疫和治理時，很常以中國作為參照對象，覺得中國防疫做得很好，而臺灣應借鏡中國。他特別提醒，由於政治體制脈絡不一樣，必須注意兩岸防疫政策邏輯和思維的不同。中國的防疫成效背後，有其體制秩序作為基礎，也得付出相應代價，未必適用在臺灣。

首先，中國從最初的掩蓋、疏失，到以各種阻斷式、強制性措施收效。這種應急、抗災風格，跟中國政府過往治理邏輯一脈相承。無論中央或地方，都可觀察到類似的應急治理。中國各地疫情此起彼落，只要約兩週就能解決，與潛伏期一致，正因為中國可做到即便只有幾個確診案例就近乎封城。除了重點區域隔離，對於個人資訊的掌握和追蹤也很有效。由於體制性質使然，中國本來就擅長壟斷、干預社會資本流動，許多隔離、追蹤、疫苗施打等措施是建立在這套體制下。因此，臺灣如果要參照中國做法，必須有所意識，哪些方案可以參考，哪些不行，其背後的邏輯到底為何。

以臺灣很常討論的「方艙醫院」為例，陶老師表示，這是中國慣有的「戰時思維」產物。這種思維下，最高權力意志可隨意將特定議題提升到生死存亡高度，並且使個人完全服膺於大共同體的需要。這個生死與共的大共同體，雖然能有效執行防災政策，卻也完全凌駕個體的欲望和需求。

此外，當臺灣社會可見對各種疫苗品牌的討論與根據意願登記接種，媒體也持續公開討論疫苗接種之不良反應甚至死亡案例時，中國早已同樣以戰時思維佈署疫苗政策。官方早早宣揚中國疫苗的研發成果，在公共討論與媒體的資訊傳播中，也罕見打完疫苗後的不良反應或死亡案例資訊，政府體制可輕易予以壓制。而臺灣則是在因果關係釐情前，就已引起眾聲喧嘩。

再來，陶老師表示，臺灣防疫的績效合法性存在緊張。各種質疑不絕。延續顏醫師和左老師提及「防疫措施剝奪人身自由權」的討論，陶老師指出，臺灣從未實行真正的封城，若真的執行，民眾也一定怨聲載道。取而代之的是更系統性的協商和分流管制。西方各國即便做到 lock down，卻不易做到早上一發現確診案例，下午就封城，很多民主國家都發生民眾上街抗議防疫限制人身自由。換言之，相較於威權體制的治理邏輯，民主體制更多透過系統性協商，依靠政策說服和民眾自願配合，以及社會資本力量。

陶老師還提到，臺灣的防疫存在許多自我修正政策、與滾動式調整改進的空間。在政策修正過程中，社會上的專業與不同角色的參與，往往能發揮不亞於政府的力量，有時甚至比政府還高明。這些情況，即是在一個大有為政府思維下不易出現的。

最後，經由這次疫情，我們可發現和專業領域和公眾討論之間的張力，無論何種立場，皆存在專業意見與眾說紛紜，以及依此產生的對立。無論何種話題或立場，似乎都有專業學者發言，也有許多公眾依從，各自堅持信仰，結果卻喪失了溝通的可能，使得討論品質下降。隨著疫情趨緩，這種專業與公共之間的緊張和對立似乎有所改善。但未來若遇到其他突發事件或具爭議的問題時，臺灣能否維持理性的公共領域對話空間，將影響公眾輿論和政策品質。

主辦單位：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地方治理團隊（王宏文教授）、台灣地方治理研究學會、中華政府與公共事務學會
補助單位：臺灣民主基金會

首圖來源：
COVID-19 mask and red heart 1946335 Stock Photo at Vectee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