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基於減碳理念，各縣市政府推動自行車政策，鼓勵民眾騎乘「生活化自行車」連結公車站、捷運站及目的地，這種交通方式的轉變，讓步行於大街小巷的市民，更感受到人行環境友善與否的重要性。

然而，我們時有所聞的卻是一些人行道路段重複開挖，造成居民不便甚至浪費公帑的壞印象；而有些急需修補的路段，行政機關卻遲遲不肯進入施工；或是選舉前各地人行道整修爆量、宛如大工地，這樣的反差現象，著實令人好奇。

因政府預算有限，無法完全滿足各地修補破損人行道需求，故實務上，行政機關會將所有建議需求納入年度人行道更新排序建議表內，並依有限的預算資源分配至優先排序的路段。不過，排序順序是否依破損面積、施工的急迫性，還是有可能受到政治因素影響，依長官交辦的優先順序辦理，是一項值得探討的議題。

政治分配理論的三種模式

針對此一議題，湯雅惠（2018）以臺北市為案例進行研究（共12個行政區、456個里），探討各里所得到的人行道修補面積及經費，是否會因政治因素而有所差別？從政治分配理論出發，行政機關分配行為模式分為：「支持團體優先」、「游移團體優先」及「反對團體優先」理論。

回顧過去研究文獻，美國案例主要呈現「支持團體優先」，其次為「游移團體優先」的情形。如Anderson & Tollison（1991）、Couch & Shugart（1998）及Larcinese, Rizzo & Testa（2006）研究皆顯示，美國總統在分配給各州的過程中會將較多的預算分配給支持團體，也就是與總統友善的州長，或者上次總統大選時對他大力支持的選區，至於游移團體並不會獲得總統的青睞；不過，Fishback、Kantor & Wallis（2003）及Fleck（2001）發現總統會將聯邦補助同時分配給支持選民與游離選民。

較特殊的是南韓的案例，Horiuchi & Lee（2008）發現南韓的總統一旦當選後通常會希望自己不僅只是特定地區的領導人，而是希望自己能成為整個國家的領導人，於是就會將大量的肉桶利益不成比例的同時撥給大本營（支持團體），以及敵對地區（反對團體），至於支持與反對雙方平分秋色的地區（游移團體）反而只會撥給少量的利益。

台灣政治分配情形的相關研究

國內研究部分，羅清俊（2001）比較臺北市政府在黃大洲時期及陳水扁時期分配給12個區公所歲出預算是否有分配政治。研究發現，陳水扁時期的政治分配比黃大洲時期的政治分配來的更加明顯，而且得票率越高的行政區所獲得的歲出預算資源也越高。

劉采卿等（2003）針對民國87年309個鄉鎮市公所獲得縣政府補助款的資料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鄉鎮市長若是與中央執政黨相同黨籍的話，該鄉鎮市就可以獲得超額的補助款。簡君玶（2010）研究村里長的工作經費是否有分配政治存在，發現村里長在分配村里資源時，會傾向將公共資源挹注在支持度較高的票倉區域鄰別，至於反對團體，也就是非票倉鄰別區域，原則上是不會進行分配資源的範圍區塊。

台北市各里的人行道修補經費，是否會受政治因素影響？

湯雅惠（2018）研究以臺北市為案例，適逢2014年市長改選，故將研究期間劃定為2012至2013年，採用「支持團體優先」理論作為預期結果，對藍綠不同選區，以里為分析單位來進行研究。

因人行道修繕可能會受到市長、市議員及里長的影響，因此湯雅惠（2018）在研究時考慮這些政治人物的地盤、里長的特性，預期藍色票倉選區將比綠色票倉選區拿到更多的人行道修補及經費（當時臺北市長為國民黨的郝龍斌），以及市議員的地盤里會獲得較多的人行道經費。

研究方法上，採用量化方法，以臺北市每一里所得到的人行道修補面積及每一里所獲得的人行道施工經費做為依變數；可能影響的因素包含三類自變數：即「政治因素」、「需求因素」及「里長因素」。政治因素變數包含：市長在各里的得票數、議員的地盤、議員服務處所在地；需求因素包含：各里人行道面積、U-BIKE站數量、每一里的捷運站數量；里長因素則包含：里長的黨籍、是否為連任的里長、性別、年齡、里長選戰競爭程度。

研究結果顯示：

一、以郝龍斌市長得票數來看，藍、綠票倉里並沒有明顯的差別待遇。

二、在市議員方面，結果顯示大部分市議員的地盤並沒有獲得優先分配的狀況，但有13位市議員在人行道上面運用了鞏固地盤的策略。這點支持了過去文獻裡認為政治人物會將資源優先分配予核心選民之研究結論，顯示議員對於自己的支持者所在里確實會向北市政府爭取較多資源。

三、議員服務處所在地在第一、三及四選區皆有顯著性，除第一選區議員具微弱負向顯著外，其餘第三、四選區顯示只要該里的議員服務處數量較多，得到的人行道資源也相對較多，尤其第四選區的顯著性相對較高。

四、以里長性別分析，第四選區及第六選區的女性里長具有特別高的顯著性，這顯示女性里長較男性里長更努力對市府爭取人行道資源。

五、以里長黨籍來看，國民黨黨籍之里長，並無明顯得到較多資源。

六、以里長資深程度及選舉激烈程度分析整體來看，基本上沒有明顯的影響。

七、以需求因素來分析來看，里內的人行道面積多寡確實會影響修繕面積與金額。

研究結果顯示，客觀需求因素，也就是各里內部的人行道面積是市府分配人行道修繕預算的重要依據，政治因素並沒有顯著的影響，只有零星少數議員在人行道上面運用了鞏固地盤的策略。

這份研究有一些限制，如現實環境中，有一些自變數是難以量化但是卻帶來一定的影響，例如：有些里的民眾騎腳踏車的數量比其他里高，故該里對人行道要求也相對較高，可能會驅使里民向里長或市議員陳情爭取更多人行道的修補經費及面積。

此外，各政治人物所專攻的背景並不相同，有些市議員常年關注教育，對於該選區的教育資源不餘遺力，有些市議員常年關注工務建設，在人行道上自然會加強與市府溝通進而爭取資源，具有較強的正向關係之顯著性，故不能以部分統計結果來斷言，與依變數呈正向關係且顯著性高的市議員、里長，比負向關係的市議員、里長來的勤政或努力。

參考文獻：
Anderson, Gary M., & Robert D.Tollison (1991). Congressional Influence and Patterns of New Deal Spending.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4(1), 161-175
Couch, Jim F. & William F. Shugart II. (199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w Deal Spending. UK: Edward Elgar.
Fishback, P. V., S. Kantor, & J. J. Wallis. (2003). Can the New Deal’s Three Rs Be Rehabilitated? A Program-by-program, Countyby-county Analysi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0(3), 278-307.
Fleck, Robert K. (2001). Inter-Party Competition, Intra-party Competition and Distributive Politics: A Model and Test Using New Deal Data. Public Choice, 108(1-2), 77-100.
Horiuchi, Y. & S. Lee. (2008). The Presidency, Regionalism, and Distributive Politics in South Kore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1(6), 861-882.
Larcinese, Valentino, Leonzio Rizzo, & Testa Cecilia. (2006). Allocating the U.S. Federal Budget to the States: The Impact of Presid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8(2), 447-456.
湯雅惠（2018）， 臺北市人行道維修支出的政治分配-以 101-102 年為例.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1-84.
劉彩卿、朱澤民、陳欽賢、黃瑞春（2003），鄉鎮市補助款分配之實證研究，財稅研究，35（4），1－15。
簡君玶（2010），行政監督失靈下的分配政治－村里基層工作經費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羅清俊（2001），台灣分配政治，台北：前衛。

首圖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