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躍的荷蘭地方政黨
在前一篇文章〈荷蘭市議會與市政團隊的組成〉，我介紹了荷蘭立法與行政部門的組成，以及常見的民眾參與和監督市府運作的機制。在這篇文章裡，我將著重介紹活躍的荷蘭地方型政黨。 荷蘭全國三分之一的地方議會席次，來自地方型政黨 荷蘭市議會議員席次的多寡，係根據城市人口決定。在全國355個市議會中，規模最小的是位於荷蘭北方的斯希蒙尼克（Schiermonnikoog），僅由9位議員組成（城鎮僅有936位居民）；而規模最大的，是首都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市議會，由45位議員組成，代表862,965個城市人口（2020年之數據）。各城市的市議會每四年選舉一次，採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無論是全國型政黨或地方型政黨（指只在地方運作，未參與全國政治活動的政黨），皆可在各選區提出候選人，並依照政黨得票比例分配市議會席次。 不同於國家層級的下議院選舉，屬於全國型政黨間的競爭時，荷蘭的地方議會選舉，常見數量可觀的地方型小黨和較多青年群體的候選人。在20世紀的多數時間，地方政黨主要只活躍於荷蘭南部的若干省分。不過，隨著社會力量的蓬勃發展，最近兩次（2018年和2022年）的地方選舉，地方政黨皆拿下該次選舉29％的選票，獲得約三分之一（33％）地方議會席次，表現完全不輸給著名的全國型政黨。 一般而言，全國型政黨在大都會區的表現更為亮眼。更白話的說，全國型政黨在地方議會選舉的成果，較常受到該政黨在國家政治表現的影響，而非其在當地的表現。與此同時，越遠離大都會區域的城市，地方型政黨越有可能斬獲席次，甚至成為地方議會的多數。下表列出幾個荷蘭城市與其市議會多數席位的地方政黨。這些城市的特色是通常位於較鄉村地區，或海島等較為偏僻，人口亦較少的區域。 表1：由地方政黨掌握市議會多數的荷蘭城市例子 荷蘭城市佔有市議會多數席次的地方政黨LanderdProgressief…
荷蘭市府會組成及公民監督
說起荷蘭，大家腦海應該會浮現諸如風車、運河、腳踏車、鬱金香的畫面。不過，若要談論荷蘭的地方政治或地方治理，大家恐怕就陌生許多。這篇文章將向讀者介紹荷蘭地方立法、行政部門的組成，以及常見的民眾參與管道。 荷蘭市議會與市政團隊的組成 20世紀的荷蘭，曾有將近400個城市。不過，由於區域整併和城鎮化的關係，截至2020年，荷蘭城市數量為355個，未來還可能持續減少。各城市的市議會每四年選舉一次，選舉採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無論是全國型政黨或地方型政黨（指只在地方運作，未參與全國政治活動的政黨），皆可在各選區提出候選人，並依照政黨得票比例分配市議會席次。 地方選舉過後，獲得席次的政黨們將展開協商，決定市政團隊的組成。常見的情況，是從各政黨當選的市議員中，指派負責不同政策領域和市政業務（例如教育、交通或房屋政策等等）的市政官（荷文：Wethouder；英文：Alderman；亦常被稱為副市長）。如同國家層次之下議院議員出任內閣閣員的情況，這些擔任市政官的市議員，就不再以議員身分參與市議會討論，而是受到市議會的監督。荷蘭人口第一大的城市阿姆斯特丹，共有10位市政官分擔市政業務，而規模小的城鎮，可能僅有1至2位市政官。一般來說，獲得最多席次的政黨，具有籌組跨黨派執政聯盟的主導權，但得看該城市各政黨的協商成果。有時，即便獲得席次較少的政黨，依舊可能加入到執政聯盟裡面，並有成員上任市政官。 值得一提的是，荷蘭城市的市長（burgemeester）係由市議會匿名的委員會提名名單，經該省的省級官員和中央的內政部核定後，最終由國王任命。市長為市政團隊（荷文：College…
日本地方創生：數位田園都市戰略計畫
日本「地方創生」政策係已故內閣總理大臣「安倍晉三」於2014年起所推動的「地方版的安倍經濟學」。該政策希望透過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協力，創造地方就業（優質工作機會）、鼓勵青年在地就業（或創業），從而打造一個地方新的地域經濟系統；而該系統能夠創造地方經濟「善的循環」，除了擺脫地方衰敗之外，更希望導引地方復興、地方再生與地方發展。 地方創生政策推動五年之後，2019年遭遇「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此時，日本內閣府的地方創生政策內容出現不小的政策轉向（與2018年大不相同）；進一步言之，2019年之時內閣府統整地方創生政策第一階段推動的進程，並且著手規劃第二階段的地方創生總合計畫（2020-2024）。就2018年與2019年兩個年份的地方創生的基本方針計畫，最大的差別在於後者導入配合2016年日本內閣府推出的「society…
日本富山市「緊密型城市」的推動經驗與成效
日本富山縣富山市位於該國本州中央的「日本海」側，轄區面積約為1240平方公里，人口為41.2萬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30人。而這樣的人口密度，位居全日本47都道府縣第43名；換言之，富山市這個城市的空間安排較為「空曠」，全市人口及市轄公共設施「散佈」在全市各個區域。 一、富山市的城市典範移轉 會有上述的城市發展，主要是在2000年以前，整個城市是以「汽車」為主要交通工具的城市設計，因而使得這個城市的空間佈局隨人口的成長逐漸向外「蔓延」；衡諸2000年以前的基底政策邏輯，基本上是「大就是好」（bigger…
地方治理的發展與未來（下）
台灣地方治理的發展與幾個問題 在西方發展過程中，特別是中央地方會產生一些對抗，各部會也依舊整合力不足。其實政府組織在全國經濟，與地方協力組織協力發展中。網絡牽引及整合力非常雄厚。我們還在區分地方和中央，彼此也都不重視區域或社區企業責任。也怕他們的監督，但其實他們在監督同時也會發展出對公共事務的協助與熱忱，這一點是我們是應當跨過去的。西方今天的發展，也給我們證實，台灣應該要共同面對這些問題。台灣政商企業菁英的過度操控都會擴大負面現象，應藉由區域和公共治理重構城鄉關係，以及政府與社會企業的關係。 政府與政治應該取得更多的信任，重獲都市政權的合法性與提出公民參與、公共議程的參與架構，形成新的城鄉發展體系、建構結合經濟與技術發展的環境發展、文化發展、社會發展、歷史發展、地理發展，以及包容在地及區域發展特色的新城鄉合體發展的新風貌與未來。希望大家能為這個社會多做一點事情，台積電做得到，相信我們民間社會的人才與產業，與各級政府的關係，從對抗到慢慢合作與協力，也一樣可以達到。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我們所發展的新貧富階級對立、經濟社會排擠、經濟國土環境、文化乃至社會失衡發展、貧窮區擴大；都市的健康、環境、文化，以及社會關係貧困化；廣大農鄉地區荒廢與發展退化，形成城鄉嚴重失衡的發展問題，都需要依賴協力治理網絡與制度加以克服。 我們如何透過地方治理發展，促進更新、活化，讓市民城市能夠再度興旺？首先必須促成都市再生，以及重建各階層對地方政府的信任與合作關係，共同進行城鄉治理的改造與發展。也就是我們公共事務，好像是專屬於政府的權力，除了中央與地方政府外，好像跟其他外部沒有關係，就好像公共事務只有他們。但我們希望不是這樣。我們的地方，其實專業團體及熱誠非常強，如果能有更多的協力與合作網絡，也能讓社會很多專業團體更多的進入，進入地方行政及代議系統，來監督、來協助、來融合，讓政官商社三方連結，讓可以透明連結的各種相關體制能夠早一點建立，共同促進這些發展。 其實台灣具備一些基礎了，大甲媽祖繞境活動的文化治理網絡，包含中央政府單位、交通、文化、市政府文化局、鎮瀾宮、區公所、地方社團產業、地方學術單位等等，各單位之間有諸多合作，最後協力創作，造就大甲媽祖繞境，成為全球三大宗教活動之一。我們從文化治理網絡的研究中，發現除了信仰的九天八夜的遶境儀式及活動之外，還有許多武藝文化、戲曲文化、產業文化、藝術文化、觀光旅遊文化、學術研究、宗教研究，以及信奉媽祖的寺廟間的協力合作，共同發展的成果。…
地方治理的發展與未來（上）
地方治理的發展基礎 地方治理基本上有幾個重要觀念：我們過去公共事務好像只有政治、政府、與參與的代議士，事實上公共事務主要還要包含很多來自民間的企業、產業、學校等，社會各種利害關係者，共同參與地方活動。在西方各個國家的公共事務，包含剛才我們講的各局、處、地方有關的政策。有關預算，相關的規劃，其實要多聽專業與在地利害關係者的意見。地方自治是為大家所敞開的，不僅是為了這些地方的官員而打開，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地方上各鄉鎮開了很多會，不只是這些代表，地方社區的相關利害關係者、專家都應有機會被邀請，適當參與，以讓社區參與基礎穩固。 這些相關討論，包含聚集不同議題的公聽會、審查會，甚至一些基礎政策，道路規劃、老人社福、體育設施等，諸多討論都應該記錄。這就是公共事務，是政治、經濟、社會等的政策動員與參與、開放與監督。地方治理需有要來自社會的關心與行動投入。民主的強健並不來自政治，而是經濟社會的民主與公共關係的投入與協助。地方治理概念就是讓利害關係者，這些相關專業能夠介入參與並形成公共法律，以及檢討政府的能力。這些包含地方街道的改變，很多也是地方的相當程度參與。地方的很多議題也都需要公開，由大家來討論。他們可能會指責你，但他們會在行動上、財力上、專業上都會貢獻與支持地方的發展。地方治理的過程中，固然部分會造成困擾，但相對也能積極支持地方公共事務。你不敢反對的，他們有些人願意跳出來揭發，讓抵抗力、讓發展、讓資源能夠活化，這是民主政治強健的基礎。 台灣地方總體營造以後，現在地方更有一些創生與創新發展。我們已有很多基礎，但是我們好像把社會隔離、把產業隔離，有些人只在乎政商關係，或與選票、捐款有關係的這些商人。而不重視一般企業、社會的公共關懷與貢獻。台灣在民間投入公共服務發展上也有一定的成長。這個力量如何整合與凝結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地方有許多重要的審查會，大家一起面對面的討論，這種文化與制度，這種互動連結與合作精神，能夠結合社會產業將政府變成更為智能的力量。另外，許多會議議案有關公共事務的時候，甚至地方電台是否恢復等，也開放參與討論。討論過程中，許多民眾的熱情，讓我們要感受到民主在地方的實踐，它也會發展出公共機關或政府的免疫力與抵抗力的產生。雖然，有時候某些民眾會兇一點，但是有時候我們沒有來自民間的抵抗力與監督熱情，民主政治是沒辦法健全的（J.…
日本如何打造「關係人口」
日本男女間的交往，處於「曖昧」的階段稱為「友達以上、戀人未滿」，是一種不上不下、既期待又怕受傷害，抑或是「欲言又止」、「么鬼假細緻」的階段。而在該國地方創生相關措施，他們也了解到要讓偏鄉創造出「移居人口」、「定居人口」，這是長遠且困難的目標；短期間應該將其重點放在打造「關係人口」，將進程設定在「交流以上、定居未滿」的階段。 在日本多數的市町村政府（役所；役場）的官方網頁上，大多可以搜尋到各市町村的年度創生計畫，就在各該計畫的前幾頁，一定會鉅細靡遺地交代該市町村從過去到現在的人口變遷，以及未來的人口推移展望。很遺憾的，絕大多數的市町村，其人口的圖示展現，都是左上朝右下的走勢，而且向下墜落的「斜率」，通常是更加陡峭的局面。…
地方創生案例的若干啟發
汐止禮門里傅玲玉女士所創立的中正社區發展協會、新竹市南勢社區米粉貢丸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進駐的諾北爾大樓反毒社區、新竹縣新埔鎮文山社區的農村再生計畫、台北中正區忠勤里食物銀行、台中行德宮發便當案例、北愛爾蘭社區治理的公民基地案例與台灣社區大學案例，以及南投竹山何培鈞先生的小鎮文創、萬華區出租國宅及基督教一粒麥子基金會的長照案例等。也顯示中外在發展成功的地方治理，需要有完整的協力策略與合作網絡，以及需要背後一股哲學、精神與制度的支持。…
台灣地方政治與生態變革方向
台灣地方派系與黑金政治的問題，包括關係、人情、樁腳，乃至在早期國民黨一黨獨大及威權政治之下，地方派系經由與國民黨的恩庇與侍從關係的連結，形成台灣地方政治社會的結構性問題。這些問題有一部分係來自原來台灣移民社會中部份對立、分裂的墾殖經濟社會，因為1949年後地方自治的全面實施，而形成選舉對立的政治派系，加上戒嚴與威權政治之下對國民黨政權的恩庇與侍從，而形成地方上一定的對立結構。這些對立的結構在高雄的黑派後來投身黨外與民進黨，也是屬於這種派系結構，同樣民進黨的中央派系也是屬於某種政治社會分裂對立的現象。…
地方分權的變革與推進
台灣近年來，經由中央各部會及各地方政府，逐漸在醫療、環境、交通、教育、司法、預算等議題進行許多審議民主、公聽、聽證、公民會議等民主政治與行政程序的突破與變革，也引起普遍、深入的討論與研究。這些民主治理與開放程序、制度的變革，讓台灣在民主政治與行政的發展上有了許多重大的突破，也帶來許多爭議與討論。如同美國學者Arnstein所提的公民參與的八個層次中，從政治與行政的操縱式參與、教化式參與，到告知、諮詢式的參與，甚至到合夥、授權與公民控制式的參與，在東西方的民主參與、審議的發展過程中，這些類型都有過，只是各政府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中，隨著政治與社會之間的發展關係的不同，以及政策議題性質的不同，而顯現出各種不同的樣貌。但大抵上也從操縱式的民主到逐漸開放的民主過程中，隨著各國民主發展，甚至經濟、教育、社會發展程度的差異，而會交叉出各種不同的發展程度與案例。從大學與研究者的立場來看，各國的發展與經驗都會出現許多令人驚豔的案例、經驗與類型。台灣地方分權改革就是一個很好的議題（Law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