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議會的表現對於臺灣的民主品質相當重要（黃秀端，2018），這主要是因為縣市議員在議會中，對於預算法案的審查和地方首長、行政官員的監督，對地方自治的成效和品質有著重大的影響。在議員監督行政機關的工具和方式中，質詢是議員經常使用的方式之一，也是民眾較為關注的工具之一。因此，本文試圖整理過去關於議員質詢的文獻，並結合作者過去的實證研究，簡要介紹關於議員質詢相關的研究和發展。

議員質詢的相關研究

過去學者對於議員質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議員的提問方面（Questions），這些研究可以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研究試圖分析議員質詢的問題數量，並探討哪些因素或具有哪些特性的議員會提出更多的質詢問題。實證研究顯示反對黨議員傾向於提出更多的質詢問題（Proksch and Slapin, 2011）。這是因為反對黨議員不像執政黨議員一樣擁有其他途徑來獲取資訊，因此質詢成為他們要求政府或政策資訊、表達政策立場、要求官員回應平時不願意討論的議題的方式。然而，對於執政黨議員來說，他們會採取策略性的方式進行質詢，例如可能會忽略政府的缺失，不願意批評同黨的官員，但仍然需要進行一些質詢以獲取媒體曝光和選民支持（Rasch, 2009）。

第二類的研究則關注於議員質詢的內容，即議員在質詢中關注的具體政策議題（Vliegenthart and Walgrave, 2011）。由於議員的質詢時間有限，無法將社會上所有議題都提出質詢，因此需要進行篩選。因此，議員在質詢的內容中提出的問題，可能反映議員個人的喜好和偏好，或選區選民的意見，或議員背後的金主或利益團體的意見或立場等因素（更多討論可見徐俊明（2022））。

最後，除了質詢的數量和內容外，一些學者開始探討議員質詢的功能和監督強度。例如，Maricut-Akbik（2021）將質詢內容分為四類，根據質詢的強度進行分類，包括：要求行政機關提供資訊、要求行政機關解釋其政策或行動、要求行政機關改變政策或行動，以及譴責威脅制裁等。其中，要求資訊是議員在質詢中詢問客觀資訊或向行政機關索取資訊，這是質詢強度最低的一種方式。其次是議員要求行政機關解釋政策，這種質詢的強度也相對較低。此外，當議員認為現行政策存在問題並進一步要求行政機關改變政策或執行方式時，這種質詢方式的強度就會較高。最後，當議員對政府的施政表現或行為不滿時，可能會採取更強烈的方式，例如譴責、威脅或制裁行政機關。

官員答詢的相關研究

前面提及的研究大多聚焦於議員的提問，但過去研究卻很少針對官員的答覆（Answers）或兩者的互動進行研究。例如Maricut‐Akbik （2021）指出，為了評估議員質詢作為監督工具的效能，應該要同時觀察與分析議員提出的問題以及行政官員的回應。

因此，從立法監督或地方府會互動的角度來看，如果僅僅分析議員的提問，似乎缺少了另一半相當重要的內容。然而，過去有關行政官員答詢的研究相對稀少，至今也沒有發展出一套完整的理論框架。因此，近年來，有研究者開始進行研究，例如江育誠（2022）從責難規避（Blame Avoidance）的角度出發，分析行政官員面對質詢時是否選擇「避重就輕」，或在面臨議員的追究時是否採取逃避責任或消極回應的策略。

接下來，本文將簡介作者在過去所做的一些實證研究，供讀者參考。

地方政府與不同黨派議員在質詢和答詢時的攻防戰：苗栗縣的個案研究

作者過去主要進行個案研究的範圍集中在苗栗縣。選擇苗栗縣作為個案研究的主要原因如下：苗栗縣長期以來一直由國民黨主政，並未經歷過政黨輪替。儘管最近鍾東錦以無黨籍身分當選縣長，但從地方派系的角度來看，鍾縣長仍屬於國民黨所支持的黃派。此外，在縣議會中，國民黨籍議員長期佔有多數席次，這也導致政府高度和諧且一致的形式，也說明了為什麼苗栗縣政府的總預算連續26年未曾削減。

儘管在長期藍大於綠的情況下，反對黨的監督力量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這是否意味著縣議會沒有制衡力量呢？在苗栗縣的地方政治中，地方派系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一般而言，苗栗縣可以分為劉派（前縣長劉政鴻為代表）和黃派（前縣長徐耀昌和現任縣長鍾東錦為代表）。兩派雖同屬國民黨，但派系間仍有一些矛盾和衝突，因此，古哲瑋、徐俊明、王宏文（2022）、徐俊明、古哲瑋、王宏文（2024）將派系劃分為：執政派與反對派，再加上反對黨（關於不同黨派議員的人數與背景，可見古哲瑋等人（2022）），共三群人進行研究，試圖了解不同黨派議員在質詢和官員回答方面的行為差異。

在實證研究上，首先，古哲瑋等人（2022）針對第十八屆苗栗縣議會，針對不同特性的議員提出的質詢數量以及質詢所涵蓋的政策領域進行了分析。根據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執政黨議員提出的問題數量較多，並且質詢內容所涵蓋的政策議題也更加多元化。其中大部分問題與選區選民的利益有關，例如教育和交通等議題。相反地，反對黨議員並沒有提出較多的質詢問題，而且質詢內容所涵蓋的政策議題也較少。他們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反對黨議員的質詢策略著重於攻擊縣府的缺失或易受攻擊的議題，例如政府業務的疏失和財政困難等，而沒有在其他政策議題上分散質詢的焦點。

另外，徐俊明等人（2024）根據Maricut-Akbik（2021）的分類方式，進行了議員質詢強度的分析。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哪個黨派的縣議員，最常提出的質詢類型是要求政策說明，其次依序是要求資訊和要求政策改變，而譴責威脅與制裁的問題則最少。從不同黨派的議員來看，反對黨議員提出了更多關於要求政策說明解釋以及譴責威脅制裁的問題。

最後，江育誠（2022）使用Hood等人（2009）的避責策略分類標準，對縣政府官員如何回應議員的質詢進行了分析。研究發現，官員並未明顯地回避問題或逃避責任。儘管在回答議員提問時，官員偶爾會推卸責任或迴避問題，但大部分情況下，官員與議員是在溝通和對話的過程中，共同釐清責任的分配。當追究責任的問題具體明確時，官員傾向於承擔責任並提出相應的改善方案。

此外，官員對不同黨派議員的回應方式和策略各有差異。面對執政派議員的問題，官員較傾向於「承認並負責或道歉」，而不太會「否定主要責任」。然而，當回應同黨但屬於反對派的議員質詢時，官員依然傾向於「承認並負責或道歉」，但更常使用「否認主要責任」和「推卸責任」等策略。最後，官員對於泛綠議員的回應策略則相對平均，他們會使用「否認主要責任」、「推卸責任」、「承擔並負責或道歉」三種策略。綜合上述，行政官員對於議員的究責並非一味否認或逃避責任，也並非全數承諾改進，而是受到議員黨派與質詢內容的影響，因而採取不同的回應策略。

參考資料
　古哲瑋、徐俊明、王宏文，2022，縣議員總質詢內容之分析：以第十八屆苗栗縣議員為例，《東吳政治學報》40（2）：127-175。
　江育誠，2022，《官員於地誠議會答詢時之避責策略分析：以苗栗縣為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碩士論文。
　徐俊明，2022， 誰作球我打：議員質詢的資訊從何而來？，地方治理學會網頁。
　徐俊明、古哲瑋、王宏文，2024，不同黨派議員口頭質詢強度的研究：以苗栗縣第十八屆議會為例，《行政暨政策學報》78（2024年06月出版）。
　黃秀端，2018，〈誰來監督國會?：公督盟推動立法院和地方議會透明化之經驗〉，《臺灣民主季刊》15（3）：127-134。
　Hood, C., W. Jennings, R. Dixon, B. Hogwood and C. Beeston. 2009 “Testing times: Exploring staged responses and the impact of blame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two examination fiasco cas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8(6), 695–722.
　Maricut-Akbik, A. 2021. “Q & A in Legislative Oversight: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60(3): 539-559.
　Proksch, S. O. and J. B. Slapin. 2011. “Parliamentary Questions and Oversight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0, 1: 53-79.
　Rasch, Bjørn E. 2009. “Opposition Parties, Electoral Incentives and the Control of. Government Ministers: Parliamentary Questioning in Norway.” in Ganghof Steffen et al. eds. Parlamente, Agendasetzung und Vetospieler: 199-214.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首圖來源：苗栗縣議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