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治理是落實公民參與制度的重要載體。自 1980 年代以來，英美兩國基於代議民主無法解決實務問題的反思，開啟了公共治理時代的「後代議民主」（post-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思潮。主要的論點在「參與」的深化，將審議民主視為「後代議」的願景，並認為審議民主可以作為連結政府與公民之間的橋梁。

英國的憲政體制為議會至上，國會除了不能將男變女、女變男之外，無所不能。同時英國也是單一制、中央集權的國家，但自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後，權力下放（devolution）的概念出現在政治安排上。

1997 年布萊爾上台後，積極推動權力下放，率先賦予蘇格蘭、威爾斯自治權，允許其建立自己議會，從那時起，國家機構的權力逐步下放。2015 年，英國財政大臣公佈了向英格蘭地方城市下放權力的計劃，包括住房、運輸、規劃和警務權力，並以曼徹斯特城作為權力下放的試點城市。

這項在英格蘭地方城市下放權力計畫帶來了治理安排上的重大變化，在權力下放協議談判中，因缺乏公民參與和協商而受到廣泛批評。由於欠缺具有意義的公民協商，可能為地方治理帶來的潛在的轉變，並且影響權力下放結構運作的可持續性和合法性。

至於當時英格蘭為什麼不採用廣泛的磋商，有三個面向值得我國借鏡：

一、財務的考量：
深度的公民諮詢是昂貴而且費時的，若地方議會的資金短缺，再加上中央政府為了加速推動政策倡議，這種的磋商方式便不可行。

深度的公民諮詢是昂貴而且費時的，若地方議會的資金短缺，再加上中央政府為了加速推動政策倡議，這種的磋商方式便不可行。

二、專家代理VS.公民治理：
就地方治理改革而言，雖然廣大的公民可以對他們有興趣的公共事務表達觀點，但是專家卻比廣大的公眾更能解決專業技術問題。故權力下放的過程中是否存在「專家代理」問題？公民是否能夠具有足夠的專業知識來表達知情的觀點，也較無法期待。

三、政治意願：
地方當局領導人知道他們想要什麼，在與中央政府的談判時，他們可能會提出統一戰線，以便為取得最佳結果，但是多樣性意見的磋商可能會破壞這一點。加強公民參與雖然可以促使地方治理改革的進程合法化，但是政府的領導者，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都傾向於保持更嚴格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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